本报驻瑞典特约记者
苗乃川
欧洲都有发达的国立高等教育体系，高中读完了没活干还可以上大学。又加上大学招生能力充分，基本是想读就能入学，所以欧洲十七八岁的少年人是暂时不知愁滋味的。
读完大学后又是另一码事，随着毕业接近，沐浴在福利社会的阳光雨露中的欧洲年轻人，也开始四处寻找工作。尽管如此，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和找工作的过程，仍和我们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有很大区别。
从找工作的观念来看，正如马克思教育我们的，每个社会都有阶级和阶层，这是普遍原理，宣称平等的欧洲也不例外。但是由于在意识形态中刻意淡化“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”的观念(可悲的是现实中或许还是这样)，所以大家不认为受高等教育就一定要从事“高等”职业。大学生穷，因此上学时就会利用业余时间做门房、垃圾工以及搬运工之类的工作。记者在瑞典读研究生的时候，班上就有位同学在本科毕业后干了四五年的垃圾工人，每天凌晨1点钟开着垃圾车四处游荡。我们的老师当中有一位竟然是位司机，在斯德哥尔摩开过10年地铁！
相比之下，去年国内爆出的北大才子卖肉事件，倒是显得我们有点太想不开。
到瑞典来的浙江籍华侨，大都是来开餐馆，打拼个五六年后也都身家至少千万。陆博士如果卖肉说不定也能成为富豪。从经济角度考虑，对费尽心思挤进外企，最后做一个患得患失的中产阶级要划算多了。
中国的读书人是从乡试会试殿试的种种关口往社会上层爬，每个关口都是一场“生死战”。这种游戏进行了上千年。
而欧洲的年轻人更多地把学习和找工作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一个连续的成长过程。工作不如意就换，或者工作几年累了想充电，就回到大学里去继续读一段时间。
欧洲现代社会则是有很大灵活性的。说到这里，就不得不回到前面讲到的那位司机老师和垃圾工同学的故事上——那位做垃圾工人的同学，工作都是在深夜和凌晨，经常有机会观察到城市的一些阴暗角落及阴暗勾当，于是乎后来就被报社聘用成为法制新闻记者，最终与笔者同班读新闻学的研究生。
而那位司机出身的老师的经历就更离奇了：他大学毕业后从爱尔兰跑出来，到瑞典南部的一家造船厂当工人，几年后工厂倒闭再度失业，辗转到首都斯德哥尔摩来，幸好找到了开地铁的工作。问题是他还有电影评论和网络技术等方面的一点个人爱好，业余时间经常在报纸上发表点暴力美学之类的深奥文章。于是在他司机生涯的后半期，他一边开地铁，一边在高校开班讲课，这样持续了5年时间，又回到校园里来了。可见一个大学生在欧洲干点儿体力活或做点小买卖都没什么，因为如果他愿意，早晚也可以干点别的。但在中国，一旦开上地铁或者卖起肉来就好像基本“没救”了。这也与人们在观念上把人进行“ 阶层定位”，没有营造出地铁司机也可再当大学老师的社会氛围有关。
